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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五开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专家学者热议两会热点

人民出版社  排列5玩法 www.oo09m.com.cn  2019-03-20        来源: 中国理论网

排列5玩法 www.oo09m.com.cn 编者按:

  2014年以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组织各专业领域教师、博士后结合自身研究专长,针对每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和“两会”关注的经济热点问题开展评述分析,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两会笔谈”品牌活动,已经连续推出“经济学院两会笔谈专辑”五本,分别是《2014:中国改革再出发》《2015:全面深改关键年》《2016:时代节点的眺望》《2017:身向雄关那畔行》和《2018:雄关漫道从头越》,共收录学院约75位教员、博士后的323篇时评文章。 

  如今,“两会笔谈”已经成为研究“两会”经济热点、分析国民经济现状、提供相关政策意见的重要思想阵地,产生了良好的政策影响和社会影响。3月5日下午,2019年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专家学者热议两会热点”活动在经济学院101会议室举行。今年,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经济学院教授和博士后紧扣“两会”脉搏,根据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畅谈经济改革与发展,为国家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国网、央视网、环球网、腾讯财经、新浪财经、搜狐财经、经济参考报、中国理论网、京津冀融媒体传播中心、中国电力报等多家权威知名媒体和网站参会报道。

 

活动现场

 

董志勇: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支撑,引领构建开放型新经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系教授 董志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系教授董志勇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对外开放机遇期,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需要加快构建开放型新经济体系,其中,开放型金融体系的建立是构建开放型经济的关键突破口。

  当下,在基本取向方面,中国将从汇率制度调整、资本账户开放、货币政策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四个方面推进金融对外开放。第一,汇率制度方面,当前最好的选择是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第二,应该实现从贸易账户到资本与金融账户的渐进开放。在国际货币金融规则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循序渐进、独立自主分阶段推进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第三,货币政策方面应完成从数量型到价格型的转变。第四,“一带一路”建设在增进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经济金融相互依存度中具有重要意义,完善相应的国际金融制度设计和安排,也为中国在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规则改革中积累经验与势能。

  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策略选择方面,应主要从以下方面来着手。第一,稳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前提。第二,协调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系是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第三,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对外开放的必由之路。第四,构建新的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对外开放的长期指向。

  他认为,未来我国应提出更为公平、开放、包容、共赢的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在构建新的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体系上提出“中国方案”,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崔建华:新经济引领未来中国,乡村振兴要注重三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崔建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崔建华从新经济引领未来和乡村振兴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他认为,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新经济”一词,这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在经济上的重要内涵,是引领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他指出,中国式的新经济必须有两大支撑,一是经济理论的不断创新,主要聚焦于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与与体系架构;二是经济理念的创新与落实,具体指向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层面,例如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某些领域发挥的并不充分等。

  在关注到新经济新动能之后,他认为,乡村振兴作为事关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同样不容忽视。他指出,乡村振兴一定要结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其中有三点要非常注重:第一,要把公司治理的各类结构与模式引入乡村振兴中,资本流入乡村或在乡村适度聚集,产业发展并促进劳动力市场化;同时,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更好地调动起来;第二,要特别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第三,一些地方“扩权强乡”,政府部分权力下移到乡镇,效果很好,未来可以深化这方面的改革,使乡村发展更有效率。

 

孙祁祥:把握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改革的终极目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孙祁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孙祁祥着重谈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问题。经过第一个战略机遇期的发展,我国在认知的维度上发生了三个重要而深刻的变化,第一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在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中国有责任去推动经济全球化更深入发展并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第二是世界对我们的认识:中国是崛起的大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三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逐渐回到并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在如何利用好战略机遇期这一问题上,孙祁祥教授强调,应认清“四大规律”,用好“四种力量”,深化“四项改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八拇蠊媛伞奔创蠊萁媛?、科技发展规律、风险演化规律及人口发展规律?!八闹至α俊奔纯诺牧α?、政府的力量、科技的力量和企业家的力量?!八南罡母铩奔凑翁逯聘母?、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国资、国企和混合所有制改革。

  最后,孙教授指出,如果未来我们能够进一步抓住战略机遇期,按照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紧抓改革措施的落实,就一定能实现我们改革发展的终极目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也是中国改革一以贯之的总体思路。

 

平新乔:持续减税政策,为企业减负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平新乔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平新乔教授首先提到了税收的问题。他表示,我国目前三分之一的税收来自增值税,增值税加关税则达到总税收的一半。总体来说,我国现在宏观税收与GDP的比值是17.3%,财政收入与GDP的比值是23%,广义财政收入与GDP的比值为35%。今年的政府报告特别提到减税问题。国家大力发展制造业,要给制造业减负,减税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举措。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到今年增值税里税率为16%那一档,税率要从16%整体下降3%,即降至13%。这档原税率为16%的增值税是针对制造业开征的。这一档的增值税原本就是增值税里的主体部分,现在对于这档税把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宏观税率还要降一个点,会从现在的17.3%降到16%左右。需要指出的是,宏观降税并不是从今年开始的,2011年至2015年,宏观税率在18.5%左右;2016年至2018年,宏观税率在17%左右,比2011至2015年已经降了一个百分点的宏观税率;2019年还要再减一个点。一个点是什么概念呢?大约是9000亿左右。所以说,为了给民营经济减负,国家的举措是巨大的。

  与此同时,国家在医疗等领域还在继续加大投入。一方面是税费在减免,另一方面是财政的支出在增加。平新乔教授认为,从近五年的财政数据来看,在财政收入结构上,以发债代替税收较为明显。因此,2009年后,中央债和地方债与GDP的比值一直在上升。由于以税收用于财政支出要比发债来支出要来得稳定,所以“以债代税”的财政收入结构调整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同时,地方债的占比也在升高,但地方债的偿还能力要低于中央债,这点也应该注意到。

 

王跃生:重视规则制度开放,以开放促进深化改革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王跃生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王跃生教授认为,在此次政府报告中,规则和制度开放的提法比较有新意。针对这一提法,王跃生教授提出了三个观点:

  第一,制度规则开放具有必要性。他认为,这是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贸发展趋势和我们所处国际经济环境直接相关的。中国2001年加入WTO,但WTO是一个相对低水平贸易自由化的产物,而不是高水平经济一体化的规则。它更加关注边境措施,就是开放市场,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产品和服务自由流动,较少注重边境后或边境内措施。实际上,多年以来,美欧日一直在推动国际贸易规则提升,例如过去的TPP、当前的WTO改革。中国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国际环境,而此次政府报告提出制度规则开放则是对此的应对之举。

  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我们具备了应对这样一个变化的能力。他认为,中国有能力、有条件实施高水平开放。当下推动的制度规则开放,很多要求正是我们供给侧改革的需求、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毓恕叭胧馈?,当时也觉得“狼来了”,后来发现促进作用巨大。这次根据国际经贸发展趋势,实现制度性开放,短期会有冲击,但长期利好更大,对我们自己的企业和经济应当有足够信心。

  第三,以开放促改革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他认为,我们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遇。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会触及根本利益。如果没有对外开放的压力和动力,我们深化改革会困难重重?!叭胧馈本楸砻?,开放会大大促进改革,以开放促改革是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王大树:2019年是减税年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 王大树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王大树教授认为,现在我国经济面临着下行趋势,财政政策的效果比其他政策的效果要更快更好。例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很长,央行增加的货币供应量需要通过商业银行才能传导到实体经济,而我们的一些制度安排阻碍着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得到贷款,这造成资金脱实向虚等问题。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比较短,能避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长和不确定性的问题。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把减税降费列为2019年政府十大任务之首,因为这对扭转我国经济下行的趋势是一个关键措施。虽然以前我们一直说是在减税,但是执行起来的结果却是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有的税减了,有的税升了,实际的税收负?;故巧仙?。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李总理提出要结构性减税和普惠性减税并举,实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这就抓住了关键。

  今年开始,个人所得税在免征额提到5000元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系列扣除;对小微企业所得税实施了普惠型税收减免。特别重要的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宣布降低增值税税率并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纳比例。这一系列大手笔的减税降费措施为历史上所未有。所以说,2019年中国迎来了减税年。

 

章政:高质量发展是必然之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纲举目张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源、环境与产业经济学系 章政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源、环境与产业经济学系章政教授主要针对政府工作报告中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问题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就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做好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最终的发展要落实到老百姓的感受上。对此,章政教授提出以下四个观点: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40年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他认为,改革开放前40年,我们解决了中国经济做大的问题,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做强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命题,就是为了解决长期遗留下的“大而不强”问题,具有必然性。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纲举目张的作用。他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概念。之前40年的改革主要是增量改革、体制机制的改革、是生产力的变革。但是,增量改革不能回避存量,体制机制改革不能回避结构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存量和增量并举、体制和结构并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重,这是中国未来改革的关键点,具有重要性。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能仅停留在“三去一降一补”改革本身,应提档升级。他认为,当前,中国消费者收入提高以后,消费在上升,但是国内企业利润却下降了,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消费者在海外的消费剧增(已占到社零总额四分之一),这实际上反映的是消费者对国内企业和服务的不满。因此,只讲“三去一降一补”是不够的,需要综合改革,需要全方位的提档升级,切实提升供给侧质量,满足国内消费者需求,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留在国内,具有紧迫性。

  第四,要把未来的关注点,逐步从市场均衡领域,扩大到技术均衡、社会均衡领域。他认为,仅从“市场均衡”考虑高质量发展已经远远不够,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社会生活。在迎接技术进步的同时,必须看到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将会对现行制度、法律、伦理体系提出严峻挑战。当下面临的问题,到最后都是社会发展问题,是人的问题。下一步中国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这具有规律性。

 

刘怡:电商新格局下的增值税地区间分享方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 刘怡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刘怡教授指出,“营改增”后过渡时期对增值税分享方案进一步合理化、法律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8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占比近四分之一,且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此外,电商贸易引起增值税收入在地区之间转移的规模也日益扩大。现行增值税收入分享体制存在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平衡,消费地政府无法直接从电商贸易中获益因而缺乏激励等问题。参考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刘怡教授指出可以通过采用“消费地原则”分配地方级增值税,同时通过区别征收环节和分享环节等方式来优化增值税分享方案,适应新的商业模式和价值链分配,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建设。

  刘怡教授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应合理发挥财税政策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引导和激励作用。随着消费逐渐牵引生产的变革,应适时考虑将增值税变为中央税,并配套与人口、消费等因素挂钩的公式重新分配税收,优化地方政府之间的增值税横向分配,使地方政府获得合理的激励,实现对财政贫瘠地方的有效补助。从效率上激励地方政府将工作重点由投资转向消费,遏制盲目投资,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促进税收在地区间的合理分配,促使地方政府提供更完备的公共服务,由服务企业转向服务当地居民。

 

曹和平:合理发挥工程师红利作用,促进普罗米修斯增长转型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源、环境与产业经济学系 曹和平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源、环境与产业经济学系曹和平教授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个亮点值得关注:第一,GDP的目标实现了点目标向区间目标的过渡,这使得政府的经济管理具备回旋空间;第二,宏观调控政策正在从“稳增长”转向“促增长”?;醣艺叻矫?,今年一月份高能货币供应量为87470万亿,与2018年末数73208万亿相比增加了19%,高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预示了金融资产流动性和企业流动性的增加。财政政策方面,此前的物流相关行业的“营改增”政策使得每年让利8000亿(虽然执行未达预期)。总理此次对制造业税率从16%降低为13%,涵盖20多个大行业门类,预计减税额度约一万亿,两相加起来减税政策为企业让利并增加流动性1.8万亿。加上今年财政预算赤字2.5%左右,两相加起来减税政策事实上向整个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和让利四万亿以上。年度叠加起来比照美国的十年减税政策,这是一个堪比特朗普一揽子平税减免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

  货币政策的促增长力度加大,财税政策的减税综合,使得我们看见了一个宏观调整意义上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组合拳。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可能有一定的反复,但是如果上述政策组合执行到位,今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超过6.5%是可期的。但是,我国减税政策结构性目标使得中间环节太多,导致寻租机会增大,政策效益耗散的空间,应该在后续受到关注。

  曹教授还指出,我国工科毕业生比例高于美国,潜在工程师人数绝对量比美国高很多,人口红利从体力红利消失的同时出现了工程师红利,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意外之喜。但是,我国工程师红利分布不均,拥有红利的大型城市不知如何利用,不同城市跟风出台的人口引进政策不连贯,造成了引进人才方面短期行为剧烈涨落现象。工程师红利催生优化工艺顺序流程,进而生成新经济增长点和新产业群;反过来,滋养工程师红利向普罗米修斯增长——创新人力资源红利迈进。这一过渡,我国大中型城市和创新城市面临着人才制度改革的巨大任务,建议两会后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能够加强这一领域的内容。

 

王一鸣:运用系统论方法治理和推动科技创新、创业投资与股权市场发展,而股票市场又是最为关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主任 王一鸣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主任王一鸣教授认为,加快完善股权投资市场和创业投资基金,是当前推进科技创新的关键举措??萍即葱率枪页て诜⒄沟暮诵囊?,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将科技创新放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此后中央领导相继作出一系列科技创新动员令,国家部委陆续发布一系列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政策文件和举措。王一鸣教授认为,科技创新的发展是与创业投资、股权市场发展分不开的,应该将它们综合起来,用系统论方法治理和推动它们的发展。

  王一鸣教授表示,科技的创新与发展需要经历科技人员的研发、科技成果的转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资金要素投融和风险分担是关键的环节,而这离不开金融市场的发展。一个科技企业发展前期阶段存在巨大的生存风险,根据收益风险匹配原则,其对应的投资必然是能承受高风险的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基金就是能与之风险匹配的金融工具,其最后通过股票市场实现最佳退出。因此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股票市场形成一个前后相互衔接的链条,链条上的每个节点都需要健康生长。所以我们必须要疏通科技研发、(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和股权交易市场阻隔,使得三者之间顺通地衔接,而其中股票市场是最为关键节点。

  王一鸣教授指出,成熟的股市将促进创业投资基金行业壮大,而后者为企业提供风险股权融资,促进科技的创新。完善制度打造健康的股票市场意义十分重大,是具有战略性的。

  王一鸣教授认为,我国股票市场长期为人诟病,其中主要缘由是坏的制度。所幸的是,“科创板”呼之欲出,它的推出代表了整个资本市场制度一种真正的变革和创新,它对科技创新企业具有更高的包容性,实现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杜丽群:正视资源环境约束,多措并举建设生态文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 杜丽群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杜丽群教授则就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问题和对策提出了见解。她指出,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面临各种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资源环境生态的约束进一步加剧,从时间上看,未来资源短缺成为常态,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国内矿产资源开采寿命逐渐缩短;从空间上看,表现为从资源生态环境较差地区向较好地区扩展的趋势;从种类上看,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短缺资源种类逐渐增多;从强度上看,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地球再生的能力无法满足众多人口的需求,一直处于生态赤字之中。其二是生态文明实践滞后于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又滞后于先进理念??上驳氖?,与往年相比,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的措施更加具体明确,反映了政府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与推动绿色发展上的决心和力度。

  鉴于这些问题,杜丽群教授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对策。第一,在经济层面,必须以人为本,抛弃将发展简单等同于物质财富增长的错误观念,避免人类对资源的无限索取,促进社会个体的全方位发展。第二,在政治层面,要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生态环境?;ず图喽街卫?,真正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在文化层面,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念,呼吁全民加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第四,在社会层面,要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提倡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第五,在法治层面,要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法律法规建设,避免出现无法可依、执法不严的问题。

 

周建波:坚定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升民营经济自律意识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周建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周建波谈了他对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体会。他指出,政府工作报告中用“两个毫不动摇”特别强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国企和民企应当平等发展,不能有所偏斜,要?;げ?,对侵权行为依法惩处,对冤案错案有错必纠。

  他认为,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民营企业应当明白以下若干问题。第一,必要数量的国有企业的发展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企业竞争可能带来产业失衡、贫富分化等问题,国家力量的调控、国有企业的存在与参与,能够创造民营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

  第二,民营企业发展的环境与以前有所不同。四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使民众的需求发生了变化,由追求数量走向追求质量,由追求物质生活走向追求精神生活。由此对民营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家应注重社会利益,如果没有自律,最终必将走向歧路。

  第三,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大一统的王朝刚建立时是自由竞争形态;40至50年之后将进入垄断竞争,全社会的福利与效率将受到侵蚀;后来进入寡头垄断,即王朝末期,有力量的富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贿赂官员,绑架政府。因此,民营企业家应提升自身境界与思想水平,专注发展企业、发展自己。

 

郑伟:推进“经济友好型”养老保险改革,高度重视“不可能三角”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 郑伟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教授表示,在以往针对养老保险改革的讨论中存在两个误区:一是认为养老保险改革应强调为经济发展服务,忽视了养老保险的初心;二是就养老保险谈养老保险,不考虑养老保险带来的经济扭曲和无谓损失。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要推进“经济友好型”养老保险改革,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树立正确理念,既不忘养老保险的初心,又兼顾其经济效应;第二,选择符合“大局观”的制度政策,避免“就养老谈养老”,关注养老保险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第三,加强相关技术的前瞻性研究,把握养老保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郑伟教授指出,从长远来看,必须高度重视养老保险的“不可能三角”问题。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未来的改革目标是既要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又要保障职工社保待遇不变、养老金合理增长并按时足额发放,使社?;鹂沙中?、企业与职工同受益。这一“降费、提待、可持续”的思路,作为经济下行环境下的短期政策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作为长期政策,有许多问题需要理性、深入研究。比如这里涉及养老保险“不可能三角”问题——降费、提待、可持续,这三个目标通常不可能同时实现。未来养老保险改革仍需要综合施策,包括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小步渐进延迟实际退休年龄、动态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等。

 

夏庆杰:提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挖掘农村消费潜力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夏庆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夏庆杰针对农村消费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美国是全球第一进口大国,这是美国称雄世界的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的居民消费占我国GDP的50%以上,可见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一个重要动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城乡家庭消费模式变化速度极快,富裕起来的人群追求品位的同时,仍有近千万人在贫困线以下。以食品消费占家庭消费比重的30%以下作为富裕的标准,2013年我国70%的城市家庭进入富裕区间,而农村只有30%。农村消费落后于城镇消费十年,可见拥有5.7亿人口的农村消费潜力巨大。自1995年以来,城市衣着消费占比下降,但农村的衣着消费比例在提高,说明农村消费水平尚未完全满足温饱。尽管有新农合制度,但农村居民医疗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仍然增长迅速。

  他认为,当今我国的经济体量,无法再依赖出口来维系经济增长。长期的对某国或某地区的巨额贸易顺差也是经济不均衡的体现。因而,我国居民的需求将是维系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改善公共教育、医疗、运输、信息基础设施,将大幅减少城乡居民消费的不平等性。收入水平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将大幅提振我国整体消费水平,并使得我国的消费结构更为健康,经济增长更为稳健。

 

苏剑: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与波动加剧的主因是产品创新不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 苏剑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苏剑教授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呈现增速放缓、波动加剧等特点,主要原因系产品创新不足。在产能过剩的经济中,经济增长依靠需求增长带动,而扩大需求的办法通常有两种:一是产品创新,通过提供新的消费品吸引消费者,一般能带来边际效用较大、消费者有更高意愿的“优质”消费需求,从而带动企业投资生产的相关收益率;二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如货币政策通过降息刺激需求和一些财政政策,但往往刺激出“劣质”需求,或埋下债务隐患。

  苏剑教授指出,目前世界经济中缺乏产品创新,难以扩大优质需求,一旦传统产品的消费达到饱和,在总需求或总市场规模给定的情况下,各个国家为了发展自身的经济争抢市场资源,将会导致“单边主义加剧”。缺乏产品创新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来稳住经济,但由于消费者消费意愿不强烈,增发的货币难以进入实体经济从而进入虚拟经济,一方面导致“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另一方面导致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

 

张辉: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关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 张辉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张辉教授阐述了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五大关系:

  第一,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的关系。我们判断,目前中国的综合发展水平与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美国、60年代中期的日本和80年代初的韩国相当。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稳中向好的基本局面不会改变,但受外部复杂环境影响,短期波动和反复不可避免。因此,以“年度目标”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中长期发展方向和短期经济增长目标方面要综合平衡,两者的纽带就在于顺势而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中长期发展固本强基。

  第二,就业与物价的关系。今年报告在国家层面提出经济增长率区间调控,即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目标为6%-6.5%,这反映了政府在就业与物价目标之间的一种权衡取舍,一方面2019年城镇要新增就业1100万以上,这需要至少6%的底线增长率;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要控制在3%左右,这需要上限增长率要控制在6.5%左右;最后,这使得中央和地方在完成发展目标上更具弹性和活力,为相关领域改革措施的深化和落实留下了必要的空间。

  第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报告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主要是在打赢防范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条件下,相对于货币政策面临预期或传导机制的不确定性问题,财政政策具有更强的预算约束效力,能够实现更直接的结构性支出调控和更精准的资金投放操作。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市场规模的关系。报告提出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推进钢铁、煤炭行业市场化去产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不但是对前一阶段去产能成果的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也明确了市场化改革方向。

  第五,传统基建和信息基建的关系。今年公路、铁路、水运等领域投资力度并未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减主要为经济转型做好前置准备。反之,5G基站、公共智能终端、城市综合基础设施建设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整个经济格局和经济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有一定时滞性的,中国未来增长潜力将会逐步释放。

 

方敏:政策取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 方敏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方敏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形势,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在当前情形下,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基本取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支撑。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现代经济治理体系支持,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现代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的供给学派并不相同,并不是一种相对于需求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手段,而是一种经济治理概念。

  前一阶段实施的“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去产能更多依靠行政而非市场手段,去库存、去杠杆存在“一刀切”的情况等。因此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要抓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继续推进并不断优化,在这一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做加法”。在降成本方面,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税费经营成本,但同时更要重视降低要素成本,包括资本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以市场经济改革作为降低要素成本的根本出路。在补短板方面,要聚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补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竞争中性和要素转移体制机制等各个领域的短板。总的来看,政府工作报告继续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张亚光:脱贫攻坚曙光在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 张亚光副教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张亚光副教授以“脱贫攻坚曙光在前”为主题,进行了发言。张亚光副教授表示,政府工作报告直面当前现实挑战,未来工作任务既有前瞻性又有可行性,很受鼓舞。关于报告中“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部分,张亚光副教授有两点个人认识:

  第一,脱贫攻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发展模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首先带有区别于西方价值体系的道德温度。中国政府主导的脱贫攻坚事业,是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将脱贫作为一项崇高历史使命去完成的,毫不掺杂功利主义的色彩。其次,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这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仁政”,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只有中国政府才有魄力和能力来完成这一伟大实践。

  第二,目前我们面临的状况是,脱贫攻坚曙光在前,预防返贫任重道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专门一节谈到了“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问题,其中的内容为2020年确保全面脱贫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然而从过去几十年来所积累的扶贫工作经验来看,“脱贫”绝对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最后他指出:对于贫困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贫困不是绝对概念,而是相对概念;贫困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脱贫不是单向的进程,而是可逆的过程。贫困可能暂时消除,但社会条件一旦发生变化,评价体系一旦发生调整,贫困还会以不同的面目再次出现。预防返贫,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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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况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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